怀旧与美间的爱情之泪:《红楼梦》与保加利亚文学及文化中的怀旧、美和泪

怀旧与美间的爱情之泪

《红楼梦》与保加利亚文学及文化中的怀旧、美和泪

韩裴(保加利亚)著

吴艳秋,马绍博,韩裴译


一、如何向保语读者介绍《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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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介绍保加利亚语版的《红楼梦》其实并不容易。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译成保语的中国古典小说(此处“中国古典小说”特指明清两代的小说)。怎样才能让保加利亚读者接受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应以怎样的脉络引导着保加利亚读者穿过时间的重重迷雾,感受曹雪芹笔下的那些未知的、无法亲身体验的过去?我努力让自己回溯过往,探明究竟是哪种强烈的感情驱动着我开展《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我记起有两处火花燃起了我对这部小说的热爱:怀旧与美。二者相辅相成,常常得到爱情泪珠的滋养。

怀旧是激发灵感的强有力的源泉,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促使我们以一种深情而诗意的方式重拾往昔之美。我认为正是这种力量驱动着曹雪芹创作出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当我对中国人的心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后才逐渐意识到,把我与中国联系起来的并不仅仅是我对中国“美之文化”及“心之文化”的倾慕,更是因为古代保加利亚人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共通。因此,我用第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来讲述这两个让我很久之前便心有感触的话题:怀旧和爱情泪珠,二者共同创造了《红楼梦》当中令人惊叹的美丽世界。

曹雪芹的《红楼梦》讲述了与对辉煌往昔的华丽记忆,既是个人记忆,也象征了整个国家的宏图,因此可以在一个类似背景当中充分展现在保加利亚读者面前。我在直觉引导之下遵从这样的感受,在保文《红楼梦》第一卷的结语中斗胆应用了一种比喻,初看也许惊人,但它能够以一种非常“保加利亚”的方式对保语读者产生吸引力:

“亲爱的读者:

不妨想象一下,在14世纪的保加利亚,也就是第二个保加利亚王朝覆灭之前的一二十年之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保加利亚作家,这是一位才华超越时代的天才。这位作家决定把波雅尔豪富之家[1]的庄重、辉煌以及高雅的文化留存下来,使其不朽。他努力通过一本包罗万象的书籍来达成这个目标,这部书里囊括了他想让我们永远铭记的典型保加利亚人的精神生活、保加利亚的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家庭生活及语言习惯。他希望把这些全部清晰地呈现在一部小说当中,他希望以充满了诗意温柔与孝敬母国之心,藉此把他那个时代的保加利亚人的生活留存并传递下去。他希望以自己受过良好教育获得的高超鉴赏力进行精致细腻的描绘,他希望以极其丰富的辞藻书写最为优雅的语言,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个民族可以留赠给子孙后代的杰作。亲爱的读者,请试想一下,在那个时代出现了这样一位作家,创作了这样一部关于保加利亚社会状况的书——它的时代、它的精神、它的信仰、它的文化,这本书囊括了保加利亚人在黄金年代创造的一切成就。试想一下,他在创作这本杰作的时候却深深认识到这个“保加利亚之梦”会在历史风云中分崩离析。那么,这位虽然名姓已不可考,但却饱受尊崇的作家就是保加利亚的曹雪芹,他的这本书,不仅是保加利亚中世纪时期诸多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冠冕,也将会成为记录第二王朝末年保加利亚人民生活状况的简明却丰富的百科全书。

讲述了中国明清时代人们生活状态的《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本“巨书”——此伟大的杰作宛如一只贝壳,折射出了古代中国生活与文化的浩瀚汪洋。


 

二,怀旧: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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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随之诞生的怀旧文学常被斥责为失于感伤、过分情绪化、通过采取遗忘而非回忆的策略来歪曲过往。怀旧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语,经常被误用于描述那些本身并非是怀旧情结的事物。”[2]

怀旧是人人皆有的一种对回归的渴望,是一种希望逃离狂乱不安的当下、寻求安全庇护的感受。本文冒昧地从一个较为特殊的意义上理解“怀旧”的概念:对生命、美与爱的短暂性的深刻体验,以及如浮士德一般渴望一个永不逝去的瞬间。这种“怀旧”观念体现在宝玉聆听黛玉吟唱《葬花吟》之时,对一个逐渐消逝的世界产生的观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认为怀旧既是对回归的渴望,又是对不可避免的离别的预先体验。怀旧让这个预先体验的苦泪浸透于通幽洞微的爱。不仅是不幸福的爱情中才充满痛楚的泪水,幸福的爱情当中也有泪水——事实上,那一定是因为怀旧而带来的预感离别的泪水,因为内心已经察觉到“合者离之始”。因此,由于其崇高的敏感,红尘中的爱情总与眼泪相伴。“‘爱与怀旧不可分离……在爱与怀旧之中,都有失去的波浪围绕着现实的漩涡涌动’。这就说明,陷入怀旧与坠入爱河的情形是相似的”[3]。这也是本文为何把《红楼梦》中的“怀旧”和“泪珠与爱”同日而论的原因。

作为文学文化的一种力量,怀旧向文学艺术中注入了结晶、升华和转化的状态。这是一个深广的话题,本文无法进行充分讨论。不过,通过简单介绍,我想把曹雪芹这部伟大作品放在怀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并从保加利亚的文学作品中发掘出一些具备同样艺术力量的例子。

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短暂无常之感的抒发。事实上,抒情文学不仅仅限于诗体,它是一切文学的先祖。与怀旧密不可分的抒情,构成了一切文学杰作的核心: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4]

 

我甚至可以说,无论散文或是诗歌,任何抒情诗意作品当中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旧之情。这是人性中的深刻之物,是一种可贵的感性——感受时间之翅掠过额头,倾听心弦之震颤,直到不可预知但无法逃脱的死亡降临。这不仅对个人的生活与感受的层面上是如此,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作一国的精神的反映。”[5]

 

在我看来,怀旧的另外一个关键特性——而且是本质层面的特性,——是渴望把眼前正在消逝的世界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让其永不褪色。所以我们认为怀旧既是保守的,从本质上来说又是诗意的。不管会不会创作诗歌,怀旧的人通常都对诗歌十分敏感,即便他只是阅读诗歌。从更高层面上看,怀旧是文明层次或艺术造诣较高的民族或个人的优点。1837年,A.T.汤姆森(A. T. Thomson)在伦敦大学做过一次“关于法医学的演讲(Lectures on Medical Jurisprudence)”,演讲中他证明了怀旧与高级层面的感性有着持续的联系,他强调:

 

“尽管有例外,但怀旧总是经常见于那些教养程度最高的人群身上。”[6]

 

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文明程度越低,感受良知或者怀旧的倾向越少。当然,精神的高妙与灵魂的单纯并不对立,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单纯更是高妙的特征。同理,冗长和丰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一部文学作品或一个人达到了一种精致的状态。然而,如林黛玉这样超凡脱俗、精神高洁的人,在天性中自然具备一种属于非尘世怀旧者的诗意的精致和易于流泪的感性《红楼梦》中明确体现了这一点。林黛玉几乎是一个非人间的形象,不妨可以诗意地称她为泪珠仙子。她的诗人感性,与陷入情网的女人的感性、以及缅怀过去的女孩的感性密切相关。我们尤其要注意到,怀旧之感只有在懵懂无知的童年逝去之后才会出现。怀旧源自对过往的沉思,只可能在以现状与逝去的金色年华进行比较之后产生。斯维特拉娜·博弈姆写道:

 

“初看,怀旧是对某个地方的向往,实际却是对另一段时光的渴望——对童年时代,对慢节奏的梦想的渴望。从广义上说,怀旧是对现代思想中的时间、历史和进步的反叛。”[7]

 

回到童年,是艺术与文学普遍歌颂的主题——回到自然完整性而天真的赤子状态,不掺杂任何成人世界的复杂和倾颓。所有的民族都怀着这种对失乐园的无法言表的向往。米盖尔·德·乌纳穆诺把这种全人类的忧郁、生命中的悲剧感,称作对永生的渴望。我们可以从这个表述中探寻到怀旧的原初性质——它是一个主题,鲜明地体现在罗马尼亚的民间故事《不老的青春和不死的生命》当中。国王尚未出生的儿子从母胎里与父亲对话,儿子表示,除非国王答应给予他不老的青春和不死的生命,否则他绝不肯降生。[8]《红楼梦》的大观园只是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同一种向往。

汉学家李惠仪在《全本白话小说》中写道:“《红楼梦》中对那个失落世界的怀旧与理想化引发了现代中国读者对整个传统中国文化的喜爱”——这是一个中肯的观察结论,可以解释许多读者为何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在心灵和思想上感受到了丰盈的怀旧感。《红楼梦》成书已有数百年,至今仍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这表明中国人具有或多或少的诗词感,并以诗人之敏感对待着文学和生活。

从观察个人的精神到民族的精神乃轻而易举。像曹雪芹这种天才人物都具备一种天赋,可以感受其民族的最为深刻的精神底色。阅读《红楼梦》,不难感受到中国人的怀旧情结,就像不难在天才的莎士比亚笔下感受英国人的怀旧情结,或从很多杰出保语作家的诗歌和散文中感受到保加利亚人的怀旧情结一样。

现在,让我们回归曹雪芹的小说本身,看一看作品当中关于怀旧的重要暗指。

 

《红楼梦》开篇即把我们引入一个充满怀旧感的幻境——第一处幻境就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处,即“悼红轩”(大卫·霍克斯译为Nostalgia Studio)。此处,悼红和怡红的对应关系极为重要。显然,因怀旧而衍生出的诗意的“地名”被分成了两半——这两个名字都与“心”有关(部首都是“忄”字旁),暗指感觉的范围和“红”的指代概念,“红”就是整部《红楼梦》的基调。“悼”是一个饱含悲伤与怀旧感的汉字。它表示“哀”与“伤”,尤其指悼念逝者,或有比喻意义:为无可挽回之过去而默哀。大卫·霍克斯对“悼红轩”的译法捕捉到了这个虚构之地的精髓。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怀旧只有在其怀想的对象——“金色年华”——已经逝去之后才能存在。诚然,“悼红轩”怀想的是自然而诗意的,可以用一个“怡”这样的汉字来指代,这个汉字把人引入一种宁静幸福、纯然愉悦与欢乐的境地(《说文解字》:“怡,和也”;《礼记·内则》:“下气怡色。注:悦也。”;《尔雅》:“怡,乐也。”)在“悼红轩”和“怡红院”之中,现在过去通过一种鲜明而诗意的对比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从两个截然相反的角度对“红”展开了怀想。汉语中的“红”除了指代颜色之外,还有以下意义:

  1. 美人的代称 (《漢語大字典》“紅”⑥, 如:“紅淚”泛指女子的眼泪, “红闺”指少女的卧房,同红楼;“红袖添香”指有美女相伴,还有“偎红倚翠”的成语。
  2. 喜事,嫁娶庆贺之事, (《漢語大字典》“紅”如: 红白(红事与白事);红白大礼(喜事与丧事的礼仪);红鸾(算命者所说吉星中的一种, 主婚配等喜事),参见《红楼梦》第七十二回:“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
  3. 花的代称, 花多红色, 故借红代花(“晓看红湿处。”——【唐】杜甫《春夜喜雨》).

红色在中国是幸运色。悼红是一种近似于怀念过往幸福时光的感受。中文的“红”字和保文中的“金”златен同义——златни години(金色岁月),златен век(金色时代),златни спомени(金色回忆)。“悼红轩”,即“哀悼红色的轩室”(当时回忆《红楼梦》的所在),这是一种与“怡红院”恰好相反的诗意表达。

大家肯定会注意到,在这种诗意“命名”之后,蕴涵着昔日的辉煌(當此日:“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与当下的凄凉境况(今日:“一技无成”,“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对比,并由此产生了怀旧的张力。在《红楼梦》当中,过去与当下的距离可以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等量齐观。在这部小说开卷的神来之笔当中,过去梦境当下现实之间回荡。此外,这是一种只有在诗歌、想象、音乐等艺术维度才能感受到的“距离”。因此——整部小说事实上是通过一种高洁的、诗化的语言展开的。以西式或者“学究式”的分析法来“详细”说明这种感觉的任何尝试,都会损害作者有意营造出的那种无可言喻的诗意之美——那种无法言表的、联合了现实和过去、梦境与当下的观感,其中还流露出怀旧、爱与美等诸多内涵。

《红楼梦》的书名首先便奏响了读者怀旧的心弦,让人回到怀想中的过去。此外,我们也藉此了解到怀旧的另一个维度:怀想未满足的梦想——即“那些本可实现而永不可实现的事物”或“由幻梦引致的怀旧”[9]。整个《红楼梦》第五回都笼罩在未来之昔日情景重现的气氛当中。与其感叹预示金陵十二钗未来宿命的判词晦涩难解,不如说它们都蕴含着惊人的悲凉之感。小说中几乎所有诗意或戏剧性的场景都沾染了一层怀旧的感伤,它并不仅仅是出于离别哀伤(乃至恐惧)(见二十七回末尾,二十八回开头),而是源于让人无处可逃的强烈的宇宙宿命感。请注意,宝玉对与黛玉分别的那种恐惧就表现得歇斯底里(见第五十七回)——根据大卫·萨丕罗的说法,怀旧与一系列歇斯底里症引起的经验密切相关——也许正是这种对他人的情感依恋才让爱情与“对梦想的怀想”以及“宿命感带来的悲伤”密不可分: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

 

宝玉的痴情很可能只是他诗意的怀旧情结的另一面(实际上是曹雪芹的怀旧情结)。其实,他的“意淫”足以抵消怀旧情结,就像现实足以抵消浪漫的回忆以及未来的憧憬。得到满足的爱会产生情欲;未能满足的爱才能产生怀旧和梦想。曹雪芹以一种看似两难,实则具有内在逻辑的方式,描写了宝玉那浪漫的“未来的伴侣”(林黛玉)和切实可及的肉体之爱(袭人等女性)之间的张力,这代表了短暂的现实以及永存的梦想之间诗意的张力。在出类拔萃的诗人(如曹雪芹/贾宝玉)的身上,能够明显地观察到色欲之爱与高洁之爱的诗意区分。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在下文讲到“美”的章节会详细展开。

怀旧和梦想都与关于“过去如何以及本可以如何”的叙述密不可分。“金色的”往昔(中文里则以红色作为象征)与未来永不可实现的幻梦密不可分。当浓烈的怀旧之情涌现,一种最为艺术、也最强有力的处理方式就是利用回忆中珍贵的人物和场景,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文学的、审美的、诗化的、甚至政治化的手段重塑往昔。确实,诗意地缅怀旧日光景是灵魂最有力的武器,能够抵挡阴郁记忆的酸楚。考虑到所有诗歌都源自叙事史诗(事实上,所有文学都源自叙事史诗),那么或许怀旧带来的坚强正是诗歌的源头。所以我深信,正是怀旧驱动着曹雪芹写出了这部无与伦比的杰作。换而言之,以宝黛爱情来表示之: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青春之恋,是天国之恋。表面上看,是地上两个人的相互倾慕,深一些看,却是天上两颗星星的诗意情谊与生死情谊。来到人间之前,这对情侣就在天国留下一段以甘露泽溉仙草的初恋故事,降临人世后,又演出一场伤心刻骨的还泪悲剧。天国之恋不是神话,而是生命深处的心灵之恋。贾宝玉与林黛玉潜意识中都有一种乡愁,这种乡愁便是对初恋的记忆。他们第一次见面,一个觉 得“眼熟”,一个觉得“见过”,就是这种记忆。他们到达人间的第二次相逢相爱,只是天国之恋的继续。”[10]

 

世事皆为黄粱一梦之感是沉思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在诗歌与宗教当中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浪荡者和禁欲者。不论曹雪芹是否有意以“色空观念”为小说收尾(就如高鹗的续书所呈现的),或者如周汝昌极力主张的那样——《红楼梦》是一曲对红尘,或者说花花世界的颂歌——都无所谓。在曹雪芹的诗人心性当中,两种结局都完全符合逻辑。我认为,这就是这部小说当中心理现实主义的源头。正是因昙花一现之感同一位诗人有同等的可能性选择“红尘”、或者红尘之外的“胁不沾席”。有这样一位保加利亚诗人,基里尔·赫里斯托夫(Кирил Христов,1875—1944),他在对生命转瞬即逝的绝望中选择了“美酒与女人,女人与美酒”,来抵抗他灵魂中爱与死亡之间的剧烈冲突。然而另外一位保加利亚诗人,尼古莱·利利耶夫(Николай Лилиев, 1885—1960)则选择超越红尘,保持童贞,而他的作品被公认为保加利亚诗歌当中最出色和最精致的诗篇。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心灵更加感性和优雅的人会选择“觉醒”,而非“红尘”。宝玉在即将与林黛玉及大观园内其他女孩离别的时候感受到了同样的绝望,这种绝望有可能让宝玉深陷“红尘”(怡),也有可能让宝玉从“红尘”中遁逃(逸)。从心灵深处诚实承认具备两种可能的并且是绝对自由的选择——这种心理在很多欧洲圣徒和诗人的自传当中都有体现。这两种选择的核心都是沉思怀旧,或者说,对此世黄粱一梦之感。

现在应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怀旧的感性如何给予那些最伟大的保语诗人以灵感。当代保加利亚诗歌,尤其是早期和古典时期的诗歌,从所有诗歌的源泉——民歌当中获得了想象力和风格的滋养。歌颂不可能的爱情以及被死亡分开的爱情,是保加利亚民歌中的常见主题。《我白皙呀,美男子,很白皙》是一首罗多彼山脉格拉村的民歌,它以如下歌词结尾:

 

当情侣无法白头偕老,

有何痛苦能与之比肩?

 

在另一首民歌中:《松树弯曲向下》,一个与彻底脱离家庭的女孩这样问她的母亲:

 

临别时,妈妈,

亲爱的,请你

常常浇灌我的花

在清晨——用细密的露珠,

在午后——用烫人的眼泪,

在黄昏——用沁凉的水滴。

 

一朵由泪水浇灌的花朵是保加利亚民间诗歌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像绛珠仙子出于感激向神瑛侍者还泪。保加利亚有无数歌颂感人爱情的民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我只想再提出几首:《丛林里的鸽子在呢喃》,一位年轻的新娘向鸽子吐露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在《细雨如珠》当中,新婚的姑娘劝她的丈夫不要出国工作,而是再与她厮守一年:

 

留下来,爱人,这一年,

今年和这个冬天,

钱会容易赚,爱人,

但我们的青春在这世上

只有这一瞬,

韶光像露水一样蒸发不见:

清晨尚在,

午后无存。

 

保加利亚诗歌当中亦有大量以怀旧为主题的抒情诗。佩特克·斯拉维克夫(Петко Р. Славейков, 1827—1895)的《白脚姑娘之泉》,是一首古典诗歌,歌颂一段未能满足的爱情以及一位为爱牺牲的完美女性。潘乔·斯拉维克夫(Пенчо Славейков, 1866—1912)的诗歌《形影不离》讲述了两位年轻人饱经挫折的爱情,尽管最终以一场悲剧收尾,但这对爱人的坟墓上长出了两棵树:花楸树(保语:Калина,女性人名,同时是花揪树之意),悬铃木(保语:Явор,男性人名,也是悬铃木之意),因此他们的爱情以树的形式茁壮成长,延续下去。

德贝良诺夫

德贝良诺夫

在讲述保加利亚怀旧诗人的时候,不管篇幅多么精简,也不能绕过这样一位诗人——丁乔·德贝良诺夫(Димчо Дебелянов, 1887—1916),依我看,他堪称为保加利亚的丁尼生(Tennyson)。丁尼生的抒情诗是对哀愁的审美,同样,德贝良诺夫的抒情诗歌充满低沉的阴郁以及民谣般的忧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可以看作抒发哀愁之美的诗歌的典范。他的诗还没有译介成汉语,这是一片十分可惜的空白,待人填补。德贝良诺夫的诗歌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中的宝藏,我在这里分享几首充满怀旧之情的极为动人的诗歌:

 

还记得,还记得吗?寂静的老院子,

盛开的樱花白下那静谧的故居?

噢,请不要闪烁在我禁锢的心田里,

无意义的回忆和遥远的阴郁,

因为我困于怅然的铁窗,

无意义的回忆和遥远的阴郁,

因为我惭愧是我清严的禁卒,

而我的惩罚——犹存的过去。

 

还记得,还记得吗?寂静的老院子里,

盛开的樱花白下——密语和欢笑?

噢,请不要唤醒那辉煌的合唱,

天使的合唱——犹存的过去,

因为我困于怅然的铁窗——

无意义的回忆和遥远的阴郁!

那静谧的院落是一梦黄梁啊,

那乳白的樱花是一瞬而过呢!

 

这些未落的樱花引发的怀旧沉思,立即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里凋落的桃花,还有二十七回里的石榴花、凤仙花引发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怀想

离愁——在《红楼梦》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当中如此深刻地表现出的离愁,同样也是德贝良诺夫的诗歌的另一支关键旋律,被称为“《哀歌》”:

 

我想永远地记着这样的你:

无归宿的,抛弃希望的,郁郁寡欢的

你炙热的手环绕着我的手掌,

你悲伤的面庞依偎在我的心头上。

遥远的城市在云烟中战栗,

山丘上的树林在冷酷地摇晃,

我们的爱变得更加神圣,

因为今日我们必须分离。

 

在结束这个关于怀旧的章节之前,我想引用一首近代保加利亚诗人——佩纽·佩内夫(Пеньо Пенев, 1930—1959)的诗歌,因为他那种近乎于狂乱的愁绪在读者心中激发的感触与黛玉的《葬花吟》或手帕诗、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激发的感触十分相似:

 

残阳染红了森林,

犹如新鲜的伤口。

剔透的银色麦浪

翻飞着沙沙作响。

 

倦怠的一天行将燃尽,

风卷残云——永别了!

夜幕降临,低垂

在这寂寥的素色小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每条路也都在寻觅自己的主人……

我也曾有一条钟爱的坦途。

我也曾有一条自己的轨道!

 

再一步——看,终点近在咫尺!

然而这条路业已走到尽头……

何事将会降临我身,无从可知。

看来我永不再踏上征程!

 

我已不再爱太多曾爱过的,

甚至母亲温柔的眼眸。

我曾拥有一切,而今一无所有——

幸福不再,荡然无存!

 

孤独——也许是最好的路,

我们这一时代什么也不持久!

最喜爱的必再不可爱,

最亲密的也变得生疏。

 

每个誓言都只是谎言,

每寸温柔都藏着横蛮。

但愿世上一无所有,

以便无人失其所有!

 

每一簇熊熊烈火终会灰飞烟灭,

也无滔滔不竭的泉水纷沓而至。

花开终有花落时,

尘归尘,土归土。

 

每条路总会狭窄到两人无法走,

每每喜乐孕育着悲痛,

但愿再不会有相遇,

如此便不再有离别!

 

愿森林枝头的残阳

鲜嫩伤口般地淌着血……

愿剔透的银色麦浪

继续悲哀地沙沙作响……


 

三,爱是眼泪

林黛玉2

我相信,民族精神的深层底色会若隐若现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民的泪水当中。诗化的哀愁比诗化的欢乐更为深湛,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在经历洒泪时刻而非虚无的欢乐之后,现实才得以传奇化,成为文学作品。从这个方面考虑,《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同样在于小说中流下的眼泪,温柔而亲密,如唐诗绝句一样,为千载之下的读者打开了一种视界,让人领略到传奇般的美丽。保加利亚文学中有一部史诗小说:《分离之时》,在展现保加利亚人诗意的灵魂面貌的层面足堪与《红楼梦》对观,二者的语言都极为优美——我以“散文中的诗歌”称之,二者也都具有史诗一般的宽广内涵。这是一部描写“眼泪带来光明”的作品,充满诗意的怀旧。

同样的,爱情更深层的内涵同样要藉由眼泪而非肉欲之激情来展现,因为肉欲的激情可以独立于爱情而存在。眼泪同样与女性气质温柔之爱有关,因此曹雪芹把“流泪的天赋”赋予了林黛玉而非薛宝钗,这并不是巧合。绛珠仙子甚至在转世成为林黛玉之前就展现出了用泪珠表达爱情的倾向。爱,是感激;感激,就是爱,这两种情绪都在“还泪”的情节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红楼梦》中充盈着泪水,但这并不是多愁善感在作祟,而是一种沉思、诗意的感性使然。在我的很多作品当中——有诗歌也有散文,我都坦白过一种类似的感性情绪,即通过爱情、美、怀旧与眼泪来对生命的短暂性进行思考。人类之美的主题——特别是女性之美,都深深纠缠与冷静的苦痛当中,那是离别之苦痛,人生之短暂易逝之苦痛,以及除了充满眼泪的“沉思”之外,永远没有“抓住”的选择的苦痛。

老一代保加利亚人——特别是我们祖母那一代或更早的人,都保有这种非常“中国式的”性格特质:当他们爱着某人的时候能够洒下恩爱的眼泪。这激发了我去思考,传统中国人的感性与保加利亚人的感性是不是在心理层面有一些共通。确实,在保语诗歌宝库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不管是民歌还是个人写作的诗歌。我认为在那种喜极而泣的感受当中,潜藏着另一种更有力量的怀旧情结——由于回归而喜极而泣的欢乐当中包含了对往昔的回忆以及对未来注定分别的直觉预感,因此它才与怀旧情结关联在一起。而正是这种怀旧情结驱动着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写下这样的诗句:

 

倏尔无情地清晰可见,

生活窸窣作响,转瞬即逝。

 

同时,也可能正是这种怀旧情结驱动着曹雪芹,在他写下《红楼梦》第一回的最初几段文字的时候流下了“一把辛酸泪”。我记得我的祖母在感受到自己行将就木之际,告诉我她有多爱我的时候,饱经沧桑的泪水从她的眼中涌出。每次我把儿子或者小女儿抱在怀中,告诉他们“我爱你!”的时候,攫住我的都是这种相似的感觉——对人生转眼即逝的每一个瞬间的难耐的怀旧之情和无限的爱意[11]。我认为,从诗意的层面来理解,曹雪芹应当确实感受到了相同的冲动——对逝去的时光和心内珍重的人们的无限爱意和怀旧之情。曹雪芹有别于普通抒情诗人的天才之处在于,这种感觉不限于他的家庭,而是延伸到了整个中国社会,他创造出了一个比最美好的记忆还要绚丽的一场梦境因此,这就是由一块石头来讲述一个故事和一场梦境的意义所在!

《红楼梦》当中有一个极富说服力的场景——就是林黛玉首次进贾府的时刻,这个场景也让我触碰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世界: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12]

 

在这一刻,团聚的泪水同时也是怀念往昔的泪水。

怀旧情结的另一个侧面,是无条件的、永存的归属感。在宝黛初次相见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撼人心脾:“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宝玉突然讲出了这么一句无法解释的言语。这是一种离今生太远、太过理想主义、太过空灵的感受,以至于不能放在“红楼”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理解。我在一篇旧文里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从一条中国古谚中总结出来的:

 

“合者离之始……这句话里藏着多么深邃、富有哲思的哀愁!仔细剖析“离”的含义就可以发现,它不仅表示这一过程的开端,也表示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因为“离”之开端就是“离”之本身。因此,两个人相见,他们就已经分离了。”[13]

 

因此,宝黛初见,宝玉最终感受到的是想要同她在一起的永恒的渴望。但是他们的相见并没有引发凡俗今世所存在的肉体的、色情的、强烈的生殖渴望。

 

“两具肉体的相遇,从来不能称为相见,而只能叫做接触,在发生之后很快便被时间所驱散。这些“一个他”和“一个她”的肉体即使在生活当中的成熟的“麦田里”彼此相遇[14],也各自保持着孤单的状态。他们也许试图藉由激情之火来逃离各自的孤独,但是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以另一种更加灭顶的孤独感告终,最后不是在绝望中自我毁灭,就是在纵情放荡中毁灭他人。那些倾向以肉体与他人裸裎相见的,迟早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孤独。”[15]

 

宝黛初见,是灵魂的相遇——此刻,在宝玉的无心之语当中,我们听见了神瑛侍者的声音,他认出了绛珠草——他们在对永久相聚的渴望之中又一次相见,而这种渴望在今生永远不能得到满足。今生的这种渴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的肇端。这也是一连串悲剧泪水的发轫,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这部伟大作品的“爱之道”。林黛玉在宝黛初见表现出来的脆弱感和流下的眼泪,都是对宝玉的心灵——或任何温柔的心灵中渴望永恒之脆弱感的隐喻。这种渴望越强烈,痛苦也就越强烈。

爱情的泪珠就源自这种痛苦。林黛玉这位“泪珠仙子”,通常不是因为脆弱而流泪,而是因为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沉思中产生了细腻幽深的情感。对林黛玉来说,泪水是尘俗世界当中高洁之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薛蟠追求的“爱”是欢愉的、无泪的。爱之所以是眼泪,就因为生命短暂易逝,众生终会死亡。眼泪是让爱不朽的灵药,只有那些认为爱情仅仅意味着欢乐的人们才会认为眼泪是一场悲剧。

 

“林黛玉常常落泪。她和贾宝玉的恋情从浅处看是悲切,从深处看则是充实。林、贾的爱情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文化含量也最有灵魂含量的爱情。他们的每次倾吐每次冲突都可开掘出意义,特别是用诗所 作的交流,更是意义非常。《红楼梦》中最精彩的两首长诗,一首是林黛玉的《葬花词》,一首是贾宝玉祭奠晴雯的《芙蓉女儿诔》。”[16]

 

爱情所付出的精力堪比春蚕之精力,爱情之泪珠似于香烛的泪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丝尽身死,泪干成灰,怎一个爱字了得?”

保加利亚文学当中随处可见这种爱情悲剧。同宝玉的情形相似,保加利亚怀旧诗人德贝良诺夫笔下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以悲剧结尾:他所爱的女人们或者不幸早夭,或者无法回应他的感情。因此,德贝良诺夫的《哀歌》就是一个佳例,讲述了一个人为与深爱之人不可避免的分离而哭泣:(接续上文提到的引文)

 

我会在黎明时离开你,

你要在破晓时来到,

带给我离别前的最后一瞥——

我将忠诚和愁容铭记,

在她*必赢得胜利的那一刻!                                                   *死亡

噢,茂娜,被风暴折断的枝丫,

请勿求我,请相信我,——我们的春天

必将不是一场残梦,终有一天,

你会回归我的怀抱!

 

但是夜幕降临,让我们毛骨悚然,

蝙蝠在黑夜中布网,

你的孱弱等待着最后的抚慰,

在我的信仰里,已没有信仰!

你炙热的手从我的手掌中滑落,

你离开了,凝视着黑暗,

甚至无力泪流。

我想记住你,一如现在这样!

 

雅沃洛夫

雅沃洛夫

另一位伟大的保加利亚诗人,佩瑶·雅沃洛夫(Пейо Яворов, 1878—1914),大概可以被称为保加利亚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悲剧爱情诗人。他的很多作品都充满了渴求那种今生绝无可能存在的爱情所带来的痛苦(如《夜》这首诗)。的确,爱情就是眼泪,即使它充满希望的悸动——这是雅沃洛夫的诗歌《圣母领报》的最后一节,为与生命中第二挚爱的人罗拉首次相见而作:

 

我的灵魂是悲伤而哑然的,

噢,泪珠,孩子,

我的灵魂是渴望而寂静的,

安静的泪珠夺眶而流

我聆听着节日的钟鸣和圣诗——

这是一个,唉,只是晨梦一场

 

即使在雅沃洛夫的更为抒情的诗歌作品当中,对脆弱的恐惧,以及对今生永恒之爱之不可得的自觉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歌《一对美眸》当中,诗人的爱慕之情当中隐隐藏有一种焦虑,担心美丽和纯洁可能被罪恶和羞耻玷污[17]

 

一对美眸。孩童的心灵。

一对美眸。光芒和乐声。

他们无欲无求,他们不曾许愿。

我的灵魂在祈祷,

孩子!

我的灵魂在祈祷……

 

情欲和悲痛,

罪恶和羞耻的面纱,

明天会遮蔽这对美眸。

罪恶和羞耻的面纱,

永不会遮蔽这对美眸,

因情欲和悲痛。

 

我的灵魂在祈祷,

孩子!

我的灵魂在祈祷……

他们无欲无求,也不曾许愿……

一对美眸。光芒和乐声。

一对美眸。孩童的心灵。

 

这里,我们即将得出宝玉的另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孕育在宝玉独特的哲学审美观以及诗人特有的精神敏感性,言简意赅地体现在下面这段话里: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但不无讽刺的是:在宝玉迷恋一些未成年男子的时候,以上这段话就不适用了。既然如此,我想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宝玉思想的深层次的哲学审美观。


四,美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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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对女性美的沉迷可以从美学(也即诗学)和肉欲两方面来思考——后者的思想被警幻仙子表达得淋漓尽致(第五回)。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历史上有众多诗人选择在诗意的隐居之所,借退隐的方式向生命之短暂无常“寻求复仇”。美胜于生活——这种审美理想主义在优雅而秉性高洁的保加利亚古典作家约尔丹·约夫科夫(Йордан Йовков,1880—1937)的短篇小说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他笔下,具有转瞬即逝的美(无论男女)都统统可以与他赋予美丽的绝对价值等量齐观。另一方面,纯粹的唯美主义永远无法解决美注定会灰飞烟灭的问题。在诗人看来,美的使命就是永恒存在——至少这是宝玉的感受,贯穿了他在大观园中生活的时光。因此,在艺术中试图维系美之不灭的行为,只是对宗教中美的永恒的预示,尽管二者本质上是相反的:在艺术中,美之永恒是由于它的纯粹审美绝对性;而在宗教中,真正的美源于美之永恒,但不真实的美恰恰是艺术所试图使之永恒不灭的。在基督教美学中,无论一个人有多美,

 

人生如草,当春发荣。

朔风一至,杳焉无存。

踪迹荡然,一如未生。[18]

 

一个对美有所感知的诗意的心灵既可以走向唯美主义的极致,也可以走向灵性开悟的巅峰。这两种感知有时会卷入一种虚假的冲突当中——无论曹雪芹打算用哪种方式结束《红楼梦》——被世俗生活禁锢着的唯美主义之极致,或者花花世界之浮华洞若观火的宗教意识——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两种设想的根源都是渴求美和生活本身的不朽。这也许是艺术的奥秘:不仅掩盖,同时也揭示出宗教的奥秘——即对不朽的寻求。

中国的文学文化拥有一流的审美特性——也许全世界唯有中国的文学文化土壤能够诞生曹雪芹这样的天才。他拥有超卓的禀赋,我无法想象除了文学传统如此悠久的汉语文明之外,还有哪一种文明可以孕育这样的巨匠。脱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观园”,即使以曹雪芹的天资也无法创作出《红楼梦》这部巨著——在汉语文明之外,曹雪芹依然是巨匠——但缺少用于创作《红楼梦》的语言工具。

在《红楼梦》中,爱情之泪与感知生命短暂无常而产生的怀旧,与对女性美的哀伤的仰慕结合在一起。林黛玉出场时的描写是这样的: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态生两靥之愁,

娇袭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

娇喘微微。

 

绝世之姿,泪光点点,不知不觉中激发出一种不胜娇柔之感。林黛玉是曹雪芹构想出的美的典范:

 

颦儿才貌世应稀,

独抱幽芳出绣闺。

呜咽一声犹未了,

落花满地鸟惊飞。

 

后文中,通过引出黛玉之泪的诗句间接地暗示出这种美:

 

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水流花谢两无情。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美丽的凋零是如此之迅速,人不一定要成为预言家或者诗人才会为他或她的韶华不再而叹息。的确如此,这种感觉是如此普遍,可能影响到了一切艺术——无论世俗的或是宗教的。

为了简洁起见,我认为美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销魂之美和崇高之美。销魂之美点燃了情色悸动的火花,这是一种本能的肯定;它鲜能激发出诗人对时光荏苒的感伤的眼泪——在强烈的肉体本能的驱使中,它甚至幻想着抗拒能够改变一切的时间。肉体的愉悦抑制了悲伤。这种类型的美就像美酒——如果用一句老生常谈来表达,它同样象征着“对生命的肯定”。像曹雪芹一样拥有无瑕笔触的诗人很少会将这种美丽加以诗化。即使“销魂之美”经过了精雕细琢,那也只是为了获得性满足而废除纯美的沉思。其反面——崇高之美,被诗化为神圣灵感的源泉。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美是销魂或崇高之美的绝对纯粹的化身。但在一个肉欲滋长、毫无诗意的世界里——如我们今日所见的这个世界,第一类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是为何崇高之美在曹雪芹的眼中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林黛玉为何注定成为悲剧人格的原因。她原为“绛珠草”饱含泪水的本质,是注定要承受世间“厄运”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美丽可以被拥有、享用,在凋零之后被抛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何历史上的女性屡屡成为男性玩物的原因之一,而一个如曹雪芹般侠义的诗人——即贾宝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他是堂吉诃德)永远无法原谅男性这种污浊的行为。我也相信这是宝玉“女儿观”的根源之一:男子的骨肉由浊重的泥塑造而成,只有女儿——纯净如山涧溪流的女儿——才能洗刷男子的污浊,将其变成能够配得上美的芬芳的人类。

在保加利亚和欧洲诗歌中有许多同宝玉的精神相仿的鲜明例子。在这里我想引用俄罗斯诗人谢尔盖·贝克德耶夫(Сергей Бехтеев, 1879—1954)的诗歌《献给俄罗斯的女人》,这首诗完美地契合了我的观点。贝克德耶夫被公认为“俄罗斯伤感之诗人”绝非偶然。

 

我歌唱她——隐忍地背着

沉重的十字架,

跟我们一起走在

荆棘丛生的路上。

我歌唱她——鼓舞着勇者

创造英雄事迹,

保佑她最后的孩子,

为祖国舍死战斗。

我歌唱她——在龌龊的深坑中

在滓秽和邪恶的洞穴里

把母性的美德,

保持纯净不染。

我歌唱她——忍受着痛苦,焦灼不安,

同无家可归的孤儿们在一起

寄居在拥挤的陋室,监牢,

草原,抑或不可测的深渊里。

我怀着爱意,不停歌颂你,

我的姐妹、母亲、朋友和妻子!

亲爱的,纯洁的,神圣的,

只属于我的唯一,至死不渝!

我泪眼婆娑地跪在你面前,

充满了无可名状的甜蜜不安。

我带着信念和祈祷,

亲吻你伤痕累累的双足。

 

因单恋而自杀的高雅的保加利亚诗人迪米特尔·博亚吉耶夫 (Димитър Бояджиев,1880—1911), 在他的诗歌《情深意长》的最后一节,对他所爱的女人带着同样的赞慕,而且对自我的“阴暗”——或“泥浊之性”富有自觉——几乎就是另一个宝玉:

 

含情脉脉地望着你的明眸,

我亲吻你的双手,感到如此哀伤。

或许谎言无疾而终,

或许词藻碌碌平庸,

女子啊,你永远不会发现,

在我的阴暗里,

我是多么爱你!

 

诗人的感受愈高洁——心念中对于女性美的形象也愈纯洁,与此同时,也离男性色欲把女性美所变成的“兽欲的深坑”愈来愈远。当然,这种崇拜不是宗教性的;我相信这脱胎于我们对“姐妹、母亲、朋友和爱人”等身份的女性的感觉,中国人称之为亲情,或者家庭之爱。这种爱甚至被视作比初恋、情欲之爱和任何一种可以被称为“爱”的声色感觉更为崇高:

 

“亲情是试金石,不具有亲情成分的爱情皆假。爱情因亲情而神圣,亲情是爱情的最高阶段和结果。… 因此,亲情是人间“甘露”,是一种天赋,所以“绛珠仙草” “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才能“脱却草胎木质”而成人。宝玉、黛玉之间的“闺友闺情”,正如“闺蜜”,超过了俗世的爱情界限,似兄妹之间的亲情,因血缘而无法割舍,事实上,二玉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她们之间的情事,演绎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那种亲情般的爱意,成为千古情愫。不似爱情,胜似爱情。此爱绵绵无尽期。没有永恒的爱情,只有永恒的亲情。有了永恒的亲情,才会产生永恒的爱情。”[19]

 

亲情是一种忠贞不二的爱——基督教思想认为,神圣化的状态源于忠贞不二,它不仅能够战胜时间流转而导致的美的消逝,也能超越世俗个体生存的核心内容——利己主义;而且,它也藉由真理的永世长存,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这般忠贞不二地去爱一个女人,那么他对女性之美的仰慕不过只是一时兴起,他口中的“爱”不过是一种“泥浊”的存在——一种经过粉饰的肉欲,它会比美之本身更快消亡。

我在一些散文和诗作当中思索过美的主题,尤其是“美”和“淫”的关系。我观察到,美往往与一个人高洁的反省需求有关,而“淫”(肉欲)很大程度上伴“意志”而生,尤其是占有美的意志,而非对美进行沉思和颂扬的意志。同一颗心灵当中屡屡有着“诗人”和“牲畜”在角力——这通常是一颗男性的心灵。在这种状态下,宝玉儿时的洞察力——男子是泥作的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从心理学上讲是意义深远的。这几可成对的概念:泥对应意志,水对应内省,是理解男性心理矛盾倾向的基点,它在诱惑宝玉的同时也使他厌烦——他厌恶霸占美的贪欲;与此同时,他自身对于女性美的审视欲望又是无休无止的。为了免除后一种欲望,他经常需要纯净的水——即黛玉的引导:

 

“宝玉写下禅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 云证,是立足境”时,黛玉立即给予点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林黛玉补上这八字禅思禅核,是《红楼梦》的文眼和最高境界。无立足境,无常住所,永远行走,永远漂流,才会放下占有的欲望。本来无一物,现在又不执著于功名利禄和琼楼玉宇,自然就不会陷入泥浊世界之中。这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诗意提示。男人的眼睛总是被占有的欲望和野心所遮蔽而狭窄化了,贾宝玉虽然也是男性,但他在林黛玉的指引下不断地放下欲望,不断提升和扩大眼界。林黛玉实际上是 引导贾宝玉前行的女神。”[20]

 

《论人之美》里我曾提及过:

 

“我们好像缺少对的鉴赏力。我们似乎沦为了耽于声色混乱的俘虏,沉溺在肉欲的、低级官能上的对美的疯狂占有欲之中;由于这层缘故,即使是最轻微的占有欲,甚至是些微的意动,最微小的占有他人之心愿,都应当引起我们的畏惧:因为这些微的意动中藏着最刻骨的憎恶,很快会使我们分崩离析。”

 

我相信这便是德贝良诺夫所说的:

 

我们的爱变得更加神圣,

因为今日我们必须分离。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美的危险恰恰在于:“泥做的”男人无法用宝玉或者堂吉诃德的眼睛欣赏女性之美。在一个中了色欲之毒的世界里,美本身似乎带着毒(或就是有毒的),正如《堂吉诃德》中的美人玛赛拉所说:

 

“我有几分美都是上帝的赏赐,我没有要求,也没有选择。譬如毒蛇虽然杀人,它有毒不是它的罪过,因为是天生的。我长得美也照样怪不得我。”[21]

 

如果读完玛赛拉全部关于“美的理论”的宏大阐述,不难看出,曹雪芹对美充满忏悔的仰慕和塞万提斯对神圣美的堂吉诃德式的赞美之间具有相似性。

“如今,鲜有美丽不沦为情欲的配偶。”[22]在警幻仙子对宝玉的劝告中也含有同样的洞察力: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那些淫污纨袴与流荡女子玷辱了。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耳。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23]

 

这种对“色”(乃“美”)和“淫”关系的解释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在心理学上有据可依,但在《红楼梦》中仅有一个例外:林黛玉。她的美优于任何一种色欲的肉体表达,故而只能激发对美的赞慕,甚至敬畏。她的美可以用下面的文字来形容:

 

“我相信,如果一个美丽的人(躯体美)要尽力去达到灵魂的纯洁,呢么他或她的美丽就不再会激起欲望,而是转变为精神上的贞洁,变得灵性十足,让理性的人产生敬畏!……我还相信,倘或美丽能够达到冰清玉润的精神高洁,她会将人类的心灵永远地从肉欲的疯狂折磨中解放出来。”[24]

 

观林黛玉之美,人不为其色欲而意动,却为其泪水而倾心。在下面一首名为《不知为何》的情诗中我试图捕捉这种悲剧的美感,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我在小说《不能失去纯贞的美男子》中借理查德·林顿之口讲述的“睹美伤情”的哲学观念:

 

不知为何

美人常常令我哭泣——

可人的面庞,我却畏于触及,

醉人的微笑,我却回应无力——

然而,

不知为何,

如此千娇百媚,

却赐我满眼泪水……

 

或许我该悼念

她急促的凋零

经年易老,优雅不复,

死亡将鲜妍推入尘埃;

或许我该恸于这易见的预言

哀叹美堕于罪恶并为之效劳

不知为何,我的确不知

美人怎能转瞬拥吻黑暗……

 

噢美人,

尽管我心存敬畏,

颤抖着双手将你描绘,

你总用忧愁充斥着我的心扉,

在心底,

我的痛苦同宿命扭作一团,

我的心

将希望拒之千里

对你与生命的这一场游戏

到头却是忘恩负义,

纷飞的情欲将你围捕,

无处可去…

 

我确不知缘由,

更不知因何而起,

美人常常令我哭泣……[25]

 

在《不能失去纯贞的美男子》当中,理查·德林顿提到:

 

“自我儿时起,我一直都认为人,尤其是上天赋予其美丽的人,与世上万物截然不同。我总是很仰慕美丽,但也似乎总是担心靠近它,触碰它,感受它。对我而言,一个美丽的人是上天派遣的、为这个世界带来特殊讯息的天使。”[26]

 

在文章结尾,理查德·林顿的叙述和他对于女性美的态度和贾宝玉的“女儿观”实为相似:

 

“这是因为除了身为一个哲学家,你也是一位诗人。你不能触碰美丽。你认为自己是不纯洁的,一文不值的。美,在你的观念里,是高洁的,是神圣的。因此你不配触碰美,而当你看到美不仅被触碰,更被那些眼中只有欲望和占有的贪婪者玷污和毁灭的时候,也不免肝肠寸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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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若要通过中保两国文学作品来对比两国文化当中关于对生活的沉思怀旧、孕育眼泪之爱、以及因与尘世格格不入而令人伤感之美等内容,一篇文章显然不足以充分讨论。这里我只对一些在汉语文学(尤其是诗歌)当中有所体现的主题稍加论述,并试图结合保语文学的一些经典著作以及一些其它相关资源,其中也包括笔者的拙作。

可以说,怀旧感及诗意雅致地描写生活并非保语文学文化之所长——保语文学在数个世纪以来已近枯竭(14—18世纪),正在我们民族解放(1878年)之后不到一百年间里试图寻根究源并提高到一个经典水平,但保加利亚文学达不到《红楼梦》如斯精美的程度——这部书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只存在于世上非常少的文学作品之中。

怀旧情结深深植根于对光阴及生命的意体验当中,它对生命之转瞬即逝和美之昙花一现十分敏感。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和沉思怀旧之情与一个人的诗意敏感性成正比:诗人愈敏感,就愈会对今生现实那倏然而逝、颠沛不安的特性产生深刻的体会。怀旧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感受到世上无处不在的堕落、以及短暂易逝的冰冷无情。曹雪芹便是具有这种感触的天才,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时代、为同时代的人民及其生活与文化创作出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像,况且,“天分高明,性情颖慧”的诗人曹雪芹,能以明察秋毫的敏感笔触描写清代中国世俗社会当中“最优裕”的生活——即中国本土文化的生活与幻梦的最优雅的典范,同时也抒发了闺中少女以及传统女性的胸臆,并使这一切不朽。

《红楼梦》中蕴含的怀旧文化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认为它与中国古典诗学和传统思想息息相关,值得展开一系列广泛的、多方面的研究,以此展现中华民族的深邃心理——中华民族不仅拥有辉煌的诗歌传统,也拥有探索尘世生命之短暂易逝所带来的悲剧美的能力,并具备将其转化为艺术的巨大潜能。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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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雅尔(боляр, болярин):是封建时代保加利亚王国、莫斯科大公国、基辅罗斯、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一个仅次于大公的贵族头衔。

[2] 塔玛拉·瓦格纳《怀旧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3] 詹妮尔·威尔逊《怀旧:意义的圣殿》,24页

[4]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05页

[5] 如上,206页

[6]《怀旧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7] 斯维特拉娜·博弈姆《怀旧的未来》

[8] 彼得·伊思比勒斯库《传说,或罗马尼亚的民间故事》

[9] 《圣经与怀旧情结》

[10] 刘再复《红楼梦悟》【二十三】,16页

[11] 韩裴《一个寻常夜晚》

[12] 《红楼梦》第三回

[13] 韩裴:《相见之时》

[14] 参罗伯特彭斯的诗歌《走过麦田里》:《彭斯诗钞》,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83-84页

[15] 韩裴:《相见之时》

[16] 刘再复《红楼梦悟》【二十四】,16页

[17] 另参见下文的另一首诗:《我不知为何》

[18] 聖咏 103:15-16(惠濟良译)

[19] 《悼红……》

[20] 刘再复《红楼梦悟》【三十】,19页

[21]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上卷,101页

[22] 韩裴《论人之美》

[23]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24] 韩裴《论人之美》

[25] 韩裴《英文诗(第一卷,2009—2011年)》

[26] 韩裴《不能失去纯贞的美男子》,2010年

[27] 韩裴《不能失去纯贞的美男子》,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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